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 /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

　　這組詩第一首頭四句，破空而來，用類似散文的詩語，寫胡人游獵生活，晴示胡、漢之異。接著以“誰將漢女嫁胡兒”，接到明妃身上。寫明妃以“漢女嫁胡兒”，以“如玉”之顏面，冒“無情”之“風沙”，而且“身行”之處，連“中國（指中原）人”也看不到，明示明妃“流落”之苦。接下用“推手為琵卻手琶”，緊承“馬上自作思歸曲”。“推手”“卻手”，猶言一推一放。“琵琶”本是象聲詞，如同現(xiàn)代說的“噼啪”，以樂器之聲為樂器之名。一推一放，噼噼啪啪，刻畫明妃滿腔哀思，信手成曲。但琵琶哀音，卻十分感人，連胡人聽了“亦咨磋”不已。這種寫法與王安石“沙上行人卻回首”相同。以上三層，由胡、漢習俗之異，寫到明妃流落之苦，再寫到明妃思歸作曲，譜入琵琶，層次井然，而重點在于這一琵琶“新聲譜”。因為作者正是要就此抒發(fā)慨嘆的。

　　“玉顏”句承上；“琵琶”句啟下。脈絡(luò)十分清晰，而筆勢極為矯建。作者所要講的就是琵琶“傳入漢家”以后的反應(yīng)。明妃的“思鄉(xiāng)曲”，本應(yīng)引起“漢家”的悲憫、同情與憤慨；然而“漢宮”中卻將其視為“新聲譜”來“爭按”，以別人的苦楚，供自己享樂。“遺恨”、“苦聲”并沒有激起應(yīng)有的反響。

　　“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”，漢宮中“纖纖女手”“學得琵琶不下堂”，正是因為統(tǒng)治者喜好這種“新聲”的緣故；而喜好這種“新聲”，正是因為他們“生于深宮之中”，根本不知道邊塞之苦。這里講的就不止“纖纖女手”了。自石晉割棄燕云十六州，北邊廣大地區(qū)在北宋一直沒有恢復(fù)，有許許多多“流落死天涯”的百姓。仁宗時，遼國、西夏交替侵擾，而宋朝君臣卻仍粉飾大平，宴安如故。“不識黃云出塞路，豈知此聲能斷腸？”這正是作者對居安忘危、不事振作的宋朝君臣的揭露與譴責。以前寫明妃的人，或?qū)懨麇鷤€人遭遇，或借以抒發(fā)“士不遇”的感慨，歐陽修卻從夷夏之辨講起，從國家大事著眼，這是他高于前人之處。而且，議論國事，卻只就琵琶“新聲”而言，能從小中見大，因而較《和王介甫明妃曲》后篇的“在詩中發(fā)議論”，藝術(shù)性更強。

　　第二首詩中“漢宮”四句化用西漢李延年詩歌之意，略敘明妃事實，筆力簡勁。“絕色”兩句，緊承前四句，妙在完全用“重色”的君王的口吻說話；“雖能”兩句轉(zhuǎn)向責備漢元帝，就事論事，語挾風霜。但這只是為下邊兩句作鋪墊。

　　“耳目”兩句，為全篇警策，宋人說它“切中膏肓”（《詩林廣記》引錢晉齋語），得以廣泛傳誦。詩人說，眼前的美丑尚不能辨，萬里之外的“夷狄”情況何以判斷？又何以能制定制服“夷狄”之策呢？這是極深刻的歷史見解，而又以詩語出之，千古罕見。事實卻不是“制夷狄”而是為“夷狄”所“制”。因而自然引出“漢計誠已拙”這一判語。

　　“漢計誠已拙”語簡意深，是全詩主旨所在。漢代的“和親”與宋代的“歲幣”，同是乞求和平，為計之拙，正復(fù)相同。詩中表面上是說漢朝，實際上是說宋朝。妙在一經(jīng)點出，便立即轉(zhuǎn)入“女色難自夸”，以接回明妃身上，否則就成了《和親論》而不是《明妃曲》。

　　“明妃去時淚”四句，用淚灑花枝，風起花落，渲染悲劇氣氛，形象生動，但主要用以引起“紅顏”兩句。這兩句要明妃“自嗟”“薄命”，怨而不怒。歐陽修對王安石詩中講的“人生失意無南北”、“漢恩自淺胡自深”等語，也像王回等人一樣，有所誤解，故下此兩句，以使之符合于“溫柔敦厚”的“詩教”。歐陽修、王安石的思想境界之差別，亦于此可見。但解釋時也不能太坐實，像錢晉齋說是“末言非元帝之不知幸于明妃，乃明妃之命薄而不見幸于元帝”，則與篇首“天子初未識”，“耳目所及尚如此”相矛盾，有失于詩人“微而婉”之旨。

　　前一首寫“漢宮”不知邊塞苦，后一首寫和親政策之“計拙”，借漢言宋，有強烈的現(xiàn)實意義。其間敘事、抒情、議論雜出，轉(zhuǎn)折跌宕，而自然流暢，形象鮮明，雖以文為詩而不失詩味。葉夢得說歐陽修“矯昆體，以氣格為主”（《石林詩話》），這首詩正是以氣格擅美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