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北民

　　王安石早年的詩歌創(chuàng)作學習杜甫關(guān)心政洽、同情人民疾苦的現(xiàn)實主義精神，他的詩風也有取于杜詩的“沉郁頓挫”。這首詩在王安石的早期詩作中是頗有代表性的，詩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災人禍雙重拆磨下的苦難生活，字字句句飽含血淚，并透露出詩人內(nèi)心無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慮。這就有幾分逼近杜詩的“沉郁”。而詩人因采取轉(zhuǎn)折累益、漸層深入、對比寄慨等表現(xiàn)手法而造成的文勢跌宕之美，又可說是得力于杜詩的“頓挫”之妙。

　　“河北民，生近二邊長苦辛”兩句，開門見山地點明了一篇的題意。遼與西夏是宋朝的敵國，按一般的想法，這一帶的人民大概困于連年的戰(zhàn)禍，自然難免要“長苦辛”了，但詩人壓根兒沒有提到這一點。當時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協(xié)換來了茍安局面，邊界上本無大的戰(zhàn)事，而邊民的“辛苦”究竟有哪些，作者分三層來回答這一問題。

　　這是第一層。河北之民，勤勞成習。“家家”者，風氣普遍，無一例外之謂也。勤勞是取富之道。男耕女織，勿使相失，按照孟子的說法，可“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饑不寒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可是現(xiàn)在的倩況卻不然。勞動所得先交給朝廷，朝廷轉(zhuǎn)手送給遼國與西夏。送的名目，說來痛心，對遼稱“納”，對西夏稱“賜”。“賜”字雖然比“納”字中聽些，但沒有受人威脅而又“賜”人以物之理，王安石用一個“事”字來概括，可謂得體。用予敵銀、絹的辦法來御敵，雖然有點荒唐，但這是北宋的一項國策，要長期奉行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“長苦辛”了。在這一層中，前后兩句在對比中造成轉(zhuǎn)折之勢，從而波浪式地把詩意向前推進。

　　“今年大旱千里赤，州縣仍催給河役”。這是第二層。大旱之年，赤地千里，哀鴻遍野，作為官府，理應開倉賑濟，活彼黎庶，但現(xiàn)實的情況恰恰相反，州縣兩級官吏不顧人民死活，把最有生產(chǎn)自救能力的丁壯抽去上河工，丟下老弱婦孺不管。“仍”字見官府墨守陳規(guī)，賦役雜稅，無一減免。“催”字狀其急如星火。用字極為精確。對外怯儒畏葸，對內(nèi)兇狠強橫，這也是北宋朝廷長期奉行的國策，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“長苦辛”了。在這一層中，前后兩句在對照中造成累疊之勢，這是詩家所謂的“加一倍寫法”，從而使文氣旋轉(zhuǎn)而下。以下即寫人民不得不離鄉(xiāng)背井。

　　“老小相攜來就南，南人豐年自無食。”這是第三層。邊地既無活命希望，邊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。“老小相攜”四字寓無限悲慘之意。因為丁壯既為官府抽調(diào)，所剩只有老弱婦孺。在忍饑挨餓的情況下長途跋涉，老弱需要攙扶，婦孺需要照顧，而現(xiàn)在一切都無所巴望，只好老小相攜而行。而一個誘人的消息在鼓舞著他們：南方豐收，就食有望。但當他們歷盡千辛萬苦來到黃河之南以后，竟發(fā)現(xiàn)河南人民也在挨餓。希望終于破滅。至此，二邊人民的生計完全斷絕。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必將困餓而死；僥幸活下來的人，則更將“長”伴“苦辛”，永無盡期。在這一層中，前后兩句在映襯中造成開拓之勢，從而暗示出“長苦辛”不是河北之民所獨罹，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內(nèi)地之民無不如此；“長苦辛”的原因，不止是因為“近邊”、“大旱”，即使是內(nèi)地與豐年照樣不能幸免。這就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間，擴展了全詩的思想意義。

　　上述三層，緊扣開頭“長苦辛”三字而來，一層比一層深入地鋪敘了河北之民所受“苦辛”的可悲，字里行間還透露出詩人對這種現(xiàn)象的嚴重關(guān)注和對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。盡管前者是明寫，后者是暗寓，但正由于在敘事中有主觀的情韻，所以雖然用的是賦法，而感人的力量同樣極為強烈。至第三層敘畢，邊民的深愁極苦已無以復加，作者的心情也惆悵難述，于是便轉(zhuǎn)換角度，專事氣氛的渲染：“悲愁白日天地昏，路旁過者無顏色。”上句為正面描寫，形容邊民的悲愁之氣猶如陰云慘霧，彌漫太空，致使白日為之無光，

　　天地為之昏黑。下句為側(cè)面描寫，指出道旁行人見此慘象，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絕，色沮神喪。這兩句都承上文理路而來，但前者虛，后者實，通過虛實相生，使詩中所寫的內(nèi)容更為驚心動魄，作者的感情脈絡也趨于明朗。篇末兩句采用古今對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：貞觀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號。貞觀十五年（641），唐太宗曾對侍臣談到自己有二喜：“比年豐稔，長安斗粟直三、四錢，一喜也；北虜久服，邊鄙無虎，二喜也。”（《資治通鑒》卷一九六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和對外退讓的情形正好與唐太佘所說的“二喜”構(gòu)成鮮明對比。王安石用感嘆的口吻對流民宣傳“貞視之治”的美好，這不僅是對流民的安慰，更是對時政的批判。